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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政黨制度生長于中國土壤

發布時間:2019-10-29  來源:團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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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2018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講話)。加深理解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這一新型政黨制度,對于我們堅定制度自信,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新型政黨制度產生于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斗爭

  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黨制度,是由其具體國情決定的,與社會土壤息息相關。新型政黨制度,不是憑空產生的,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是中國社會100多年風云激蕩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100多年前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開啟了探索近代中國政黨制度的道路。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孫中山,最初期望借鑒西方,按照西方的民主制度和“三權分立”的原則,實行內閣制,允許結社組黨。一時間中國出現了300多個政黨,多黨制開始在中國試驗。但隨著袁世凱上臺,宋教仁被刺身亡,國會被解散,多黨制最終曇花一現。

  1921年,作為工人階級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在革命過程中,積極探索與其他階級、政黨的聯合。在隨后的歷史發展中,中國共產黨順應時代潮流主動與國民黨進行了兩次合作,但這兩次合作最終因國民黨“一黨專制”而破裂。

  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了抗日根據地。1940年3月,抗日根據地各級民主政權貫徹執行“三三制”原則,即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資產階級。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雛形。

  1948年春,人民解放軍軍事戰線取得節節勝利,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這為召開新政協準備了群眾基礎和政治基礎。在這種情況下,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對此積極響應,并在隨后籌備新政協的過程中,公開表示愿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重要文件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紀年、國旗、國歌等決議案。會議選舉產生了由180人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選舉產生了由63人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新政協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這一新型政黨制度正式形成。

  二、新型政黨制度根植于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

  新型政黨制度產生后,經過70年的發展日臻成熟。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使新型政黨制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多黨合作事業發展迎來了春天。新型政黨制度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離不開中華文化滋養,植根于中國優秀文化土壤之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的政黨制度不僅符合當代中國的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文化傳統,為人類貢獻了中國智慧。”(2018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講話) 從文化傳承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新型政黨制度提供了豐厚滋養,新型政黨制度傳承和發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新型政黨制度繼承了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天下為公”的理念。“大同”是中國先人孜孜以求的社會理想,先秦諸子百家都曾暢想過美好大同圖景,儒家最為典型的大同藍圖便是《禮記.禮運》篇中政治上施行“天下為公”的理想制度。“公則不為私所惑,正則不為邪所媚”,“唯公然后可以正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為公,奮斗目標的同向性是新型政黨制度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新型政黨制度建立之初,為建立和建設新中國而共同奮斗。今天,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斗。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朝著共同的奮斗目標風雨同舟、同向同行。這種奮斗目標的同向性,是新型政黨制度良性運行的關鍵所在。

  新型政黨制度發揚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和合”精神。“和合”一直都是古代中國思想家們的價值追求。古人在宇宙秩序上講求“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西周末期,在討論政治得失之時便生了“和合”理念,“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儒家主張“君子和而不同”、“和為貴”的人際關系協調之道。道家有“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陰陽協調之道,有“與人和者,謂人之樂;與天和者,謂天之樂”的幸福境界。新型政黨制度中執政黨與參政黨合作共事、民主協商、共存共榮,“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顯著特征,彰顯出“和合”的深刻內涵。執政黨與參政黨是團結、合作的關系,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目的是幫助共產黨更好地執政掌權。新型政黨制度以合作、協商代替對立、爭斗,能夠避免政黨互相傾軋造成的政局不穩和政權頻繁更迭,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執政與參政、合作與協商構成新型政黨制度運行的基礎。

  新型政黨制度秉持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諧包容”的意蘊。和諧包容,兼容并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中,中華文化不斷發展繁榮。唯其如此,才鑄就了中華文化的燦爛輝煌。在承認矛盾、差異、不同的同時,主張包容合作、求同存異,和睦相處、取長補短。這種中華文化和諧包容的氣度和意蘊在新型政黨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中國共產黨以海納百川的包容精神,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堅持與各參政黨團結合作,互相尊重,和衷共濟,長期共存。在合作共事中,真誠協商、務實協商,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會商量,通過協商凝聚共識、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共同把中國的事情辦好。

  三、新型政黨制度區別于世界上其他政黨制度

  新型政黨制度在當今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它既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黨制度,也不同于原蘇東地區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制度。

  (一)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黨制度相比較。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有200多年的歷史,政黨制度可分為“一黨制”、“兩黨制”和“多黨制”。采取“一黨制”的有意、德。上個世紀二、三年代,意大利和德國分別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一黨制”。這種制度以個人獨裁為基礎,靠暴力和謊言來維系,與近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很快被歷史潮流拋棄。采取“兩黨制”的國家以英、美為典型。兩黨制國家中并不是只有兩個政黨,而是在許多政黨中,有兩個實力相當能左右全局的資產階級政黨,通過議會和總統選舉,輪流執政,壟斷國家政治生活。采取“多黨制”的國家以意、法為典型。這些國家長期存在難以解決的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是“多黨制”產生的根本緣由,政黨一般是在議會之外建立起來的,在選舉制度上,通常采取比例代表制,這有利于小黨的存在。應當指出的是,西方國家無論采取哪種政黨制度都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所決定的,都是資產階級挑選代理人、進行政治斗爭的方式,是資產階級民主的一種裝璜。

  與資本主義政黨制度相比,新型政黨制度具有鮮明的不同:

  一是執政本質不同。新型政黨制度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之上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各民主黨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共同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而西方政黨制度是服務于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無論是“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都不會從根本上動搖資本主義制度。

  二是政黨關系不同。新型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是執政黨和參政黨的關系,是親密合作的友黨關系,不是西方政黨制度的那種在朝黨和在野黨、執政黨和反對黨的政敵關系。這既避免了西方兩黨輪流執政、惡性競爭和多黨輪流執政、政權更迭頻繁、行政效率低下的現象,也杜絕了西方“金錢政治”、“寡頭政治”、“政客政治”的亂象,防止了“你方唱罷我登場”、不同政黨對著干的鬧劇出現。

  三是功能和作用不同。新型政黨制度,是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各民主黨派參與國家政權,參與國家重大問題的決策與討論,反映各黨派所聯系的勞動者和愛國者的利益、意見和要求,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民主的真實性和廣泛性,有利于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有利于匯集各方智慧,集中力量辦大事,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二)與原蘇東地區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相比較。

  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最早可上溯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當時三個工人階級的政治派別卻與一個小資產階級派別展開了政治合作。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俄國,1917年到1920年曾實行過共產黨領導的兩黨合作或三黨合作制度。1920年8月,共產國際二大決定一國只允許建立一個共產黨,俄國革命共產黨又并入俄共(布),俄國實際上從1920年8月后才成為“一黨制”國家。

  蘇聯“一黨制”直接影響了后起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選擇。本來是實行“一黨制”的更加堅定了這一制度,如蒙古、阿爾巴尼亞等。本來是“多黨制”的后來都變為“一黨制”,如羅馬尼亞、古巴、越南、老撾、柬埔寨等。其他國家表面上保留了多黨合作,實際上是“一黨制”,如波蘭、民主德國等。1989年至1991年,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發生政治劇變,與這些國家長期固守“一黨制”有很大的關系。這些國家執政的共產黨失去了黨外有組織的監督,制衡力量弱化,加上缺乏“自我革命”精神,官僚主義、貪污腐敗等就會毫無忌憚地膨脹開來。在既無外在壓力又無內在動力的情況下,黨逐步失去了民心,最終喪失了政權。

  與原蘇東地區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制度相比,新型政黨制度不同的是:

  一是堅持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品質。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戰線理論、人民民主理論和政黨及政黨關系理論,奠定了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根基。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時俱進,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豐碩成果,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極大豐富了多黨合作新的理論觀點、政策思想,發展了新型政黨制度理論體系。在政黨制度設計和建設上,我們既不固化僵化,也不搞西化,堅定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道路。

  二是堅持長期的外部監督。新型政黨制度中,執政黨與參政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堅持自我批評、自我革命,自我監督,敢于承認錯誤,實事求是糾正錯誤,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之處。與此同時,對于一個長期執政的大黨,還必須要接受外部監督和批評,這樣才能防止因長期執政可能帶來官僚腐敗、脫離人民群眾的危險。大家熟悉的“精兵簡政”意見就是延安時期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中國共產黨采用了。為什么?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指出:“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各參政黨在參政過程中,要敢于批評,加強民主監督,講真話,敢諫言,當凈友,目的是幫助中國共產黨執好政掌好權。這樣,我們黨的事業就會興旺發達,我們的國家就會長治久安。

  上述所有不同,彰顯了新型政黨制度的優越性。

  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新型政黨制度厚植于中國土壤,創造了嶄新的政黨制度模式、嶄新的政黨關系、嶄新的執政方式,是中國偉大的政治創造,充分彰顯中國智慧,為世界政黨制度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

作者:梁鑫華     責任編輯:陳少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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