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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亭:不忘改革開放的初心

發布時間:2019-11-15  來源:劉亭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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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先知書店的推介頁面上,我讀到了這樣一篇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變革中國》的書評:“開放思想市場,是改革的首要選擇”。

  題目的意思,和我們一再重復的“解放思想”是大規模、實質性地推進改革開放的“先聲”“前提”“準備”“條件”等等,其實是相通的。當然,解放思想的提法,更多的是從官方態度和思想政治“入手”,而思想市場則把市場機制“泛化”到意識形態領域,和國內一向的語境不合,因而也只能在極少數的人群中流行。

  所謂“思想市場”一說,是科斯對中國繼續深化改革以臻于至善的兩條建議之一。另外一條則是“讓政治權力服從法治”也即“把權力關進籠子里”、“依法治國”的意思。至于隨后捎帶的“去除所有加諸國企的特權,讓市場充分自由競爭”等句,也是和當下高尚全等體制內有識之士,倡導的所有制和競爭“兩個中性”原則內涵大體一致。

  但這些都不是我今天提筆的重點。我想強調的,是科斯著名的關于變革中國最深厚動因的解讀——“邊緣力量”促成“邊緣革命”。在他看來,“承包制、鄉鎮企業、個體戶和經濟特區,是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中四個最重要的‘邊緣力量’,它們共同促成了中國的‘邊緣革命’”,也即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并且在不期然的短短四十年間,推動了中國無可否認的和平崛起。

  至于另一句話,我倒不敢茍同。說是“這個結論指出了一個基本事實”:“一直被有些人視為中國經濟發展主導力量的國家權力,其實并沒有在中國市場化轉型中起到積極的作用。”這就有點言過其實了。作者本來想要表達的或許并沒有錯,但在過分強調民眾的訴求和基層的創新,對于國家進步根本性意義的同時,便認為“國家權力”并沒有對發展轉型“起到積極的作用”,這又顯然是以偏概全、流于絕對化了。

  當然,我正面肯定“國家權力”對發展轉型所起到的巨大積極作用,也是在首先確立民眾和基層,對于“國家權力”運用的根本性、決定性意義的前提之下。“國家權力”在沒有遭遇“亡國滅種”的情況下,一直都在那兒好好地擺著呢!“無政府主義”只不過是極個別偏激份子,對現存政府弊端嫉惡如仇和去除無望的極而言之,并沒有什么現實的可行性。

  但既有的“國家權力”朝哪個方向去運用,會得出截然不同的后果。您可以搞得清湯寡水、死氣沉沉,也可以搞得豐衣足食、生機勃勃;可以搞得萬馬齊喑、死水微瀾,也可以搞得百花齊放、天下歸心。周其仁老師有一篇“鄧小平做對了什么?”的文章,那說的其實就是“國家權力”的正確運用。

  “國家權力”不是空的,是一系列、一整套制度的有序安排和有效執行。制度是靠人去制定、又要靠人去執行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但有了規矩而不去成就方圓,也是不行的。但所有的這一切,從追根溯源、窮根究底的意義上看,還都是第二性的。那決定性的、根本性的又是什么呢?是民眾的訴求、是基層的創新!只有始終對民眾的訴求抱有敬畏之心,對基層的創新懷有謙卑之情,才能一如既往地堅持“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唯物史觀,也才能真心實意地踐行毛澤東“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中國共產黨人致勝法寶——群眾路線。

  重溫4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哪一件、哪一樁卓有成效、極具歷史意義的重大決策,最初不是來自于民眾和基層?從農村大包干到國企承包制,從鄉鎮企業到個私經濟,從地方自主權到經濟特區,從農民進城到城市化……。科斯作為一個外國人,不一定會用中國流行的語匯來加以表述,但其在“邊緣力量”興起“邊緣革命”的基本概述和線索提取過程中,我們還是可以大體認同由體制外變革的“星星之火”,經高層正確決策納入“體制內”,并運用“國家權力”使之“可以燎原”的結論,還是能夠讀懂這位對中國改革開放情有獨鐘的世紀老人的那顆拳拳之心。

  回望來路,不忘初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果斷揚棄,也是對20世紀末期國際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但無論如何地與時俱進,真理來源于實踐并接受實踐檢驗的原理不會過時,科學決策來源于民眾訴求和基層創新,并接受民眾和基層實踐檢驗的論斷也不會失效。

  常抱對民眾的敬畏之心,常懷對基層的謙卑之情,悉心傾聽民眾的真實訴求,充分尊重基層的實踐創新,應當成為我們未來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始終不渝的初心!

作者:劉亭     責任編輯:張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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